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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海变局中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时与势******

　　(年终特稿)在台海变局中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时与势

　　中新社北京12月27日电 题：在台海变局中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时与势

　　中新社记者 路梅

　　2022年，“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涉台领域热议话题。这一年，两岸关系愈发复杂严峻，“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升级。大陆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台独”、反干涉，同时仍强调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以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扎实的作为，在变局中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时与势。

　　美台勾连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动荡

　　近年来，美国为遏制打压中国，频打“台湾牌”，纵容与支持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政策，加深介入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及军事，民进党当局则甘做美国马前卒，充当美“以台制华”的筹码。

　　观察家们普遍看到，台海局势走向越来越系于中美博弈，为了打压遏制中国，美方怂恿台湾当局扮演更加激进对抗大陆的角色。美国纵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加码对台军售，将包含为台提供“军事融资”等内容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签署成法，不仅严重损害中美关系，更令台海陷入危局。

　　有西方媒体形容台湾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岛内学者则忧心，美方试图让台湾成为“豪猪”“军事堡垒”或“巨大的军火库”，甚至“全民皆兵”，是把台湾推向两岸冲突的火线，对台湾很不利；民进党当局“倚美抗中”的路线，最终牺牲的是岛内民众的利益。

　　大陆坚决反“台独”反干涉 力度仍将加强

　　针对佩洛西窜台等美西方干涉行径，大陆方面采取了坚决的反制措施，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及军事等方面，用“台独”势力、外国干涉势力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展现了反干涉的坚定决心。

　　台海博弈是实力的较量。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证明了大陆方面已具备在台海地区的联合封控能力及区域拒止能力，并从此打破台湾当局所谓的“海峡中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曾向中新社分析指出，大陆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总体态势、装备水平和技术能力，会促进形成新的战略态势，将大大有利于中国统一进程。

　　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在报告中强调反分裂、反干涉，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加入反“台独”等内容，体现了反对和遏制“台独”既是全党意志，也是人民心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汪曙申认为，未来大陆对台工作会更加紧密地统筹反干涉和反“台独”两条战线，反干涉的斗争力度会进一步加强。

　　前路仍有风浪 “方略”是行动指南

　　11月底，民进党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凸显其“抗中保台”牌失效，但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并无反省之心，不会就此停止操弄两岸对立，台美勾连也呈现升级态势。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对中新社指出，未来一段时间台海依然会风高浪急。2024年，美国的总统选举中，如果两党候选人竞相利用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和挑衅为自己加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如果公然声称和主张“台独”的候选人参选或当选，都将给台海局势带来更多变数，甚至掀起惊涛骇浪。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晤美国总统拜登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鹏指出，无论何人何时破坏这条铁律，一定会招致大陆采取强烈反制措施。大陆的“工具箱”里还有很多工具，可以发挥有效反制作用。

　　李鹏表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未来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持续塑造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时与势具有重大意义，相信大陆方面有驾驭复杂局面、战胜风险挑战的综合实力和必胜信心。

　　塑造两岸互动新局 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尽管受台湾当局阻挠和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两岸民众希望交流合作、和平发展的呼声从未减弱。大陆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两岸经贸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对台湾而言，大陆巨大的市场仍具有不可替代性。近日，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在厦门成功线下举办，台湾多个工商团体也在积极规划赴陆交流行程，对于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景表达了信心与期待，让两岸经济“脱钩论”不攻自破。

　　二十大报告强调“造福台湾同胞”“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展现了大陆方面争取和平统一、争取台湾民心的诚意，也让台湾同胞对两岸和平发展更有信心。大陆方面持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将为和平统一打造更广阔民众基础。(完)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