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历经三年,站在现今人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的时间点上回望过去,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言行仍不时出现。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针对新冠疫情,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和作为,对全球抗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郝亚明:首先,歪曲事实,不利于世界各国科学应对疫情。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
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疫情早期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这些种族主义论调既对科学界严肃认真地认识新冠病毒产生干扰,也导致不少国家未能科学及时防控新冠病毒。
其次,破坏互信,不利于世界各国团结应对疫情。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肆意将疫情源头、疫情应对、疫情责任政治化,极大破坏了全人类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氛围。
少数西方国家官员及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全球合作,延缓了动员全球资源应对病毒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第三,以邻为壑,不利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疫情早期,西方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如瑞士的抗疫物资多次被邻国截取;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间因截留过境医疗物资不断引发纠纷;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欧美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以致过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陷入疫苗严重短缺的境地。
中新社记者: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民族主义现象?
郝亚明:民族主义表达的意涵大致有两个,一是赋予某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与被贴上邪恶标签的种族主义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
广义而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力量、汇集资源、鼓舞信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
中新社记者:面对新冠疫情,温和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其分寸?
郝亚明:要系统透视新冠疫情中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在于国家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可以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国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初衷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
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是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
面对疫情,极端民族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少数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二是少数政客、媒体、组织恶意将本国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等行径,除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特征,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
郝亚明:2020年3月24日,十位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这很危险。
一方面,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已促使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要克服狭隘性与排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成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整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
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亚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只有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合作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各国福祉相互依存。未知病毒最终证明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若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或会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完)
受访者简介:
郝亚明,法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美国种族问题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多年持续参与中央部委的咨政工作,承担研究课题多项,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获高层肯定。
吟唱架起情谊之桥——访两岸联吟发起人、台湾教师孙永忠****** 中新社北京1月9日电 题:吟唱架起情谊之桥——访两岸联吟发起人、台湾教师孙永忠 作者 朱贺 “尽管相聚短暂,但学生间建立的情谊比想象中深厚。庆幸他们能在学生时代结识跨越海峡的朋友,这是一种美好。” 近日,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系教师孙永忠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回忆十余年来两岸大学生通过古典诗词联吟活动缔结的深厚情谊。作为两岸联吟活动发起人,年逾六旬的孙永忠说,诗友们都期待早日恢复面对面交流。 幼时,孙永忠常听父亲吟唱念诗,觉得这种吟哦(放声朗读)的方式有些怪;大学时期,曾在北京求学的诗学老师用“北平腔”吟唱,“有京韵大鼓的感觉”。成为大学教师后,孙永忠发现学生们念诗时少了一种情韵,“当中需要‘细嚼慢咽’的东西不见了”。 “大家习惯用文字书写,却缺少了许多想象力。问起为何‘独坐幽篁里’,而不是坐在别的地方?李白吟出‘床前明月光’时,身处室内还是室外?学生很难给出答案。”孙永忠认为,帮助学生以吟唱方式依照古调或新曲把诗句唱出来,将节奏放慢,留下时间来品味、想象,“穿越”回到那个“当时”,或能更接近诗人的真实情感,感知中华古典诗词的本味。 1994年,孙永忠把吟唱带进课堂,并在辅仁大学的东篱诗社中刮起“旋风”。2006年来大陆参加学术交流,孙永忠发现在台湾高校已蔚然成风的吟唱形式,在大陆仍然鲜见。第二年,孙永忠带领宝岛青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进行吟唱展演,收获了出乎意料的反响。当青年们和着鼓乐吟唱诗经《小雅·蓼莪》,台下师生被深深打动。 与海峡对岸的东篱诗社遥相呼应,南山、悠然、采菊等诗社在大陆多地高校成立。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形容孙永忠“带了把火来”,孙永忠则认为一切只是水到渠成。 2008年,以“古韵新妍”为名的两岸青年古典诗词联吟活动应运而生,40位大陆师生赴台参加首届活动。活动在两岸高校间轮流举办,至今已至十三届,成为两岸学子一年一度的诗词盛宴。 联吟亦成为架起两岸情谊的桥梁。孙永忠谈道,有大陆学生后来结婚,台湾伙伴专程搭飞机送上祝福;有台生来大陆发展或旅游观光,会专程拜访当地诗友。 学子的生活也被吟唱所影响。孙永忠说,有学生当了教师,一样把吟唱带进课堂;有学生在困惑时唱起苏轼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每人心中都能有一两首诗词,在得意或失意之时吟哦两句,排遣一下”,在孙永忠看来,这正是吟唱的意义。 十余年来,孙永忠常为大陆各地诗社授课,并留下录音资料、曲谱及“服务电话”,诗社间也建立起友谊。他期待各家诗社有自己的钻研、尝试和突破,形成风格。 2019年第十三届联吟活动在徐州举行后,实体交流中断,但孙永忠始终与各诗社保持着线上往来。一次为江苏师范大学悠然诗社解惑,燃起了孙永忠再为两岸联吟“添一把火”的愿望;在两岸五家诗社的推动下,“古韵新妍2023冬季联吟展演”近日于大陆平台直播,在青年诗友间掀起新的涟漪。 早已将吟唱视作一生志业,孙永忠对在不久后恢复线下两岸联吟抱有很大期待。他在社交媒体中写下:吟唱是一辈子的美好,每当诗乐悠扬,我们的青春情怀便再一次的涤荡;诗词蕴有的真善美,可长葆生命的清新热忱。(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彩神彩票地图 |